（一）日军“慰安妇”问题研究的历史进展

日本是最早研究“慰安妇”问题的国家之一。1991年，日本律师高木健一出版了《从军慰安妇与战后补偿》一书，中央大学吉见义明教授编辑了《从军慰安妇资料集》及其他著作，林博史、川田文子、西野瑠美子、松井耶依、中原道子、池田惠理子、金富子等也陆续出版了各类论著。1993年4月，荒井信一、吉见义明等日本进步学者发起设立民间研究机构——“日本战争责任中心”，并创办了《战争责任研究》（季刊），开设“慰安妇”问题专栏，对该问题进行多视角研究，以揭示日本政府和军队有计划、有组织地设置慰安所并强征“慰安妇”的性暴行。至此，日本学界围绕日军“慰安妇”问题研究确立了学术基础。

在韩国，梨花女子大学尹贞玉教授等于1990年11月成立“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专门研究朝鲜半岛的“慰安妇”问题，多次寻访受害幸存者，搜集大量宝贵史料。该组织分别于1993年、1997年出版了《从军慰安妇证言录》第一、第二卷，为“慰安妇”问题的研究作出了开拓性贡献。此后，韩国政府在女性家族部下设立“慰安妇研究所”，主持该项调查、研究和国际交流的推进；高丽大学通过实施“日军‘慰安妇’记录史料数据库建设项目”等，整理了8万多项关于“慰安妇”的国内外公文、报道资料、受害者留存记录和相关研究成果等。

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海南省政协推动对日军罪行的调查，《铁蹄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收录整理了海南各地政协调查与征集的抗战资料，引起国内外史学家、中日法学家以及日本有关团体对“慰安妇”问题的注意。自此，中国学者陆续出版了一批研究著作，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而且，从1995年到2010年，中国山西、海南、台湾的“慰安妇”制度受害者陆续在东京提出了五起以日本政府为被告的赔偿起诉案，虽然最终都以原告败诉而结案，但日本最高法院确认了日本侵略军对中国妇女实施性暴力的侵害行为，也确认了该行为对中国妇女造成的侵害后果至今仍在持续。

不仅如此，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于1996年发布关于日本“慰安妇”问题报告，明确认定其为军事性奴隶制度的反人权犯罪，敦促日本政府承认错误、承担责任、进行道歉和赔偿。与此同时，美国、加拿大、欧盟、荷兰等的国会或议会，以及国际法学会、国际劳工组织等也先后作出决议，要求日本政府端正态度、真诚对待。

（二）日军“慰安妇”问题研究的主要前沿成果

近十年来，关于抗日战争的档案资料不断公开。比如中央档案馆主编的120册《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自2015年陆续出版，共收录了押解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842名日本战犯的笔供。另外，耗费巨资建立的“抗日战争资料平台”也为抗战史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础。以史料为基础，加上世界各地学者30年来不间断的田野调查和学术研究，日军在战争期间于各占领地推行“慰安妇”制度的概况基本明晰。可以确认的是，日军建立的各种类型慰安所达2000多个，仅中国的受害者就在20万人以上，中国大陆有350余名幸存者，但随着时间流逝，截至2024年底，经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调查确认的中国大陆地区登记在册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仅剩八人。关于日军“慰安妇”问题研究的一些前沿成果值得关注。

以世界记忆名录的申报工作为例。2014—2015年，中国以《南京大屠杀档案》和《日军“慰安妇”档案》两个项目申请世界记忆名录，遭到日本强烈反对。日本一面指责中国将申遗政治化，一面却申报了两个与战争记忆相关的项目，即鹿儿岛县“知览特攻和平会馆”提交的333份二战时期日本“神风特攻队”的遗书项目，以及《生还回舞鹤——被拘在西伯利亚的日本人归国记录（1945—1956年）》项目，日方的指责完全是双重标准。而且，就在2015年，日本的执政党自民党成立了“检证盟军占领政策、东京审判‘侵略战争’认定及现行宪法成立过程的党内委员会”，由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亲自挂帅，把应对“南京大屠杀”“慰安妇”问题作为重要议题。事实上，此次世界记忆名录评审工作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外交压力和干预，有专家注意到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非常罕见地将公布新提名项目的时间推迟了三天。换言之，直到2015年10月9日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才在官网上公布了2015年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项目名单，最终选定包括中国的《南京大屠杀档案》以及日本的《生还回舞鹤——被拘在西伯利亚的日本人归国记录（1945—1956年）》在内的47份历史档案。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日本千方百计阻挠，《日军“慰安妇”档案》申遗未获成功。

不仅如此，2016年，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提议，韩国、中国、日本、荷兰、菲律宾、东帝汶、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14个民间团体共同组成国际联合申遗委员会（ICJN），并联合英国伦敦的“皇家战争博物馆”等，共同申请将《“慰安妇”的声音》收入世界记忆名录。该项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受并通过初审，编号为“2016-101”，世界记忆名录项目小组委员会（RSC）也曾评价《“慰安妇”的声音》项目符合提名标准且很有价值，是“无可替代的和独特的”，但最终还是由于日本方面的各种反对而被搁置。不过，直到今日，《“慰安妇”的声音》申请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工作也没有中止，支持该项目的国际联合申遗委员会还在继续艰苦努力。

（三）日军“慰安妇”问题研究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

在“慰安妇”问题上，一直存在激烈的斗争。在日本国内，右翼和保守政治势力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了“慰安妇”问题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吉见义明。2013年5月27日，日本众议院议员樱内文城在发言时称：“说是因为历史书引用了吉见先生的书，然而许多证据表明这些全部是捏造的。”吉见义明教授勇敢面对政治挑衅，以诽谤罪向法院提起诉讼，但2016年1月东京地方法院作出判决，免除樱内文城的言论责任。吉见义明又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上诉，但东京高等法院于2016年12月15日对吉见义明起诉樱内文城损害其名誉案件作出驳回上诉的判决，理由竟是樱内文城所言“这些全部是捏造”表述中的“这些”的概念含糊不清，并不一定指向吉见义明的著作。

日本新右翼从20世纪60年代登场，到70年代迎来发展时期，他们致力于重新解释东京审判、构筑新的历史认知，希望彻底摆脱二战战败对日本造成的束缚。其代表人物有网络电视节目主持人及国家基本问题研究所理事长樱井良子、明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高桥史朗、丽泽大学客座教授西冈力、立命馆大学文学院教授北村稔等，在日本社会的影响力不可小觑。

其中，西冈力对以吉见义明、高木健一为代表的主张“慰安妇”强征观点的进步历史学家持否定态度，于2012年出版《十分清楚的慰安妇问题》。西冈力还竭力反对中国、韩国学者将日军“慰安妇”定义为日军性奴隶，而坚持认为日军“慰安妇”是公娼制度的延续。新右翼顽固地坚持，“所谓慰安妇，是指作为日本国内公娼制度的延伸，在战地开设的慰安所中从事卖淫的女性。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合法存在的。由于支那事变中强奸多发，为了防止这一现象，招募慰安妇设立慰安所。”北村稔更荒谬地认为，“中国慰安妇问题”是中国政府利用中国研究者实行的计谋。实际上，这些号称专家的新右翼学者并没有认真寻访和解读史料，没有做过实地调查，更拒绝采用受害方的口述证言，只有近似谩骂且肤浅的观点，完全否认大量指认“慰安妇”就是日军性奴隶的史料和证据，宣扬“慰安妇”是人口贩子的责任、与日本政府无关，其观点根据经不起反驳。而在韩国，朴裕河在《帝国的“慰安妇”》一书中自甘堕落，竟称朝鲜“慰安妇”是与日本兵保持着“同志”关系的、“帝国”统治体系中具有“爱国志向”的对日“协力者”。

近年来，“慰安妇”争议的战场从亚洲扩展至美洲。哈佛大学的拉姆塞耶教授连续发表相关论著，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方将日本国内妓院的民事许可制度扩展到了其海外基地附近的妓院，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即为了实施严格的卫生标准，控制在早期战争中导致军队战力虚弱的性病；反过来，这些妓院（被称为“慰安所”）对韩国和日本有执照的妓院使用的标准契约进行了调整，并据此招募妓女。拉姆塞耶认为，“慰安妇”被日本步兵用刺刀强迫成为性奴隶的说法，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一名日本共产主义作家捏造的骗局，随后经一个与朝鲜共产党关系密切的韩国民间组织而得以广泛传播。他还指出，“慰安妇”似乎受到与历史上大多数妓女相同的动机驱使，即缺钱，而认为“慰安妇”以其他方式成为妓女的观念并没有任何历史文件依据。日本保守势力非常欢迎这位在日本度过童年、2018年被日本政府授予“旭日中绶章”的外国学者及其观点的出现，而日本进步学界则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吉见义明认为，拉姆塞耶的论著暴露出诸多问题，很难作为学术作品予以承认，主要表现在其论文忽视了日军和日本政府建立并维持“慰安妇”这一性奴隶制度的重要事实，也没有提出任何能够证明自己主张（慰安妇=妓女）的证据，甚至编造故事；更重要的是，拉姆塞耶漠视了“慰安妇”是性奴隶制的牺牲品。

对此，2021年4月5日，中日韩三方学术团体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并发表题为“坚决要求拉姆塞耶撤回‘种族主义、殖民主义’主张”的联合声明。其中，中国学者陈丽菲教授运用史料与田野调查的成果，从不公正的选材、错用公娼制度、偷换时间概念、以偏概全等多个方面对拉姆塞耶的观点进行了批驳。她指出，“慰安妇”制度是公娼制度在军国主义环境下服务于侵略战争的变异与转型，但拉姆塞耶不顾这个关键性转型，完全规避受害幸存者的声音，“着意编织从逻辑到逻辑、从文本到文本地推论出二战时期的‘慰安妇’都是‘卖淫女’这个极其下流无知的结论”。她还警告称，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各国学界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以“慰安妇”问题为代表的侵略战争罪行的追索和历史正义的伸张，将是一个长期和艰苦的过程。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坚持国际合作，支持和联合日本进步力量，联合韩国、东南亚各国乃至其他国家的和平组织和学者，共同与否认历史的逆流进行坚决斗争。为此，在加强学术研究和国际交流的同时，还应大量推广优秀抗战题材作品的国际传播。2024年11月，中国拍摄的“慰安妇”题材纪录电影《三十二》《二十二》在日本放映，效果良好。同年《日军“慰安妇”研究》日文版在东京出版，旨在告诉日本读者历史的真相。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学者一直着力将学术成果向海外译介推广，以便让更多的海外读者了解历史真相，目前已在国外出版十余种外文版“慰安妇”著作，产生了不小的正面效果，不少日本国民对自己政府否认历史、歪曲历史、美化历史的立场表示愤慨，甚至感到羞耻。同时，更多的相关研究需要全面走向国际舞台，推介成果，针砭时弊，捍卫正确的二战史观，这是中国学界的重要使命。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图片来源于网络。实习编辑陈嘉铭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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